这位从集中营幸存的作家，写出了与昆德拉不一样的捷克味

“既然幸存，就要乐观”。快乐，大概是伊凡·克里玛给人们留下的最深的印象。上个月，他以94岁的高寿逝世，在他漫长的作家生涯中，他所属的国家在久经战乱后，又长久处在晦暗之中，他自己和许多普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一样，住平庸的陋屋，干过类似扫大街那样的简单工作。但在克里玛的文字里，乐观的气质向来不会缺少。

2025年10月4日，伊凡·克里玛在家中离世，享年94岁图/Encyclopaedia Britannica

他生于1931年，因为是犹太人，二战期间他全家都进过集中营。据官方统计，从1938年到二战结束，捷克斯洛伐克共有26万犹太人死于迫害和屠杀。在捷克，最有名的集中营当数特雷岑，少年克里玛就曾被关在那里。不过，他总是本着一种“我已幸存”的心态回忆那时的事的，为此，语句中不仅少了阴郁，反而有少年的新奇：

“在一个阴沉的秋日——可能是1943年的一个清晨，因为父亲还和我们在一起——他们把所有人赶出城镇，赶到一片巨大的草地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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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是不确定的，显示了少年记忆的模糊，在模糊的描述中，部分场景清晰了起来。克里玛记得女人的哭嚎：

“这些女人哀叫说：我们这是我们活着的最后一天了，他们会开枪打死我们，要不就向我们中间扔炸弹。仿佛是为了证实她们的恐惧，一架飞机从头顶掠过，机翼上有一个黑色十字架。”

在特雷岑，纳粹没有遽然发动屠杀，而是做一种“正常化”处理。让犹太人正常生活，以此对付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的干预。克里玛写了他当时的体会：虚假的“优待”并没有换来他冷冷的事后嘲弄，相反，他不无好奇地回想起当年他们全家人拿到的纸币：钞票的正面刻着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，怀里抱着一块石碑。母亲指着石碑说，这是摩西和他手捧的律法法版，法版上刻着十诫，人们应该依据这些诫命行事。对于犹太教，克里玛是不熟悉的，他全家也基本被欧洲同化，家庭生活中并没有多少犹太仪式的印记。但克里玛记下的这一插曲暗示，他是在集中营里，第一次了解了自己真正的“民族属性”——实际上，这种“被恶意针对后才得知自己（在他人眼里）是谁”的经验，绝不仅限于犹太人。

克里玛全家都活了下来，完好无损，这很神奇。他把活下来这件事比喻为“在一场可恶的抽彩游戏中抽到了为数不多的幸运数字之一”。在大屠杀、集中营题材的文学、艺术作品中，不论是驰名全球的电影《辛德勒名单》《苏菲的抉择》，还是普利莫·莱维的《这是不是个人》和埃利·威塞尔的《夜》，总少不了一种或阴郁或忧愤的调性，可是在克里玛这里，幸运的感觉，始终决定了他叙事中的选材和语气。他把自家的幸运，看作这个世界“奇怪”“疯狂”的一个证明：世界安排几十万人死去了，又安排另一些人，一些和那些死人明明属于同族同胞的人，活下来，进而还安排像他——伊凡·克里玛这样的人，用时不时乐淘淘的笔调去讲述这个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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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里玛的母亲有两个兄弟是共产党员，都被德国人所杀。因为家族中出了烈士，1948年后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，克里玛的家庭得到了不错的待遇。新政权给像克里玛这样，在战前缺乏系统教育的年轻人灌输正确的思想，当他一面想当作家，一面想找一些“超纲”的作品来读的时候，他发现困难重重。

克里玛认同国家采取的道路，同时也尊敬他身为电机工程专家的父亲，但父亲因为一个那年头常见的罪名——破坏经济计划罪被逮捕下狱时，克里玛稳固的信念遭到重创。父亲被判监禁20年，不幸中的万幸再次降临他家：1953年斯大林去世，父亲也得以脱罪。那时，克里玛便开始构思小说。如此年轻的作家，若要一时有成，必须用透他手头有限的人生阅历，或者，必须把以“我”为主的表达较为老练地写出来，富华优配，富华优配配资，香港富华优配公司让读者对“我”产生持久的兴趣。克里玛写过一篇短文叫《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》，他毫不做作地说，我是个幸运的人，我的快乐性情源于我的确没有经历过多少实质性的痛苦：

“那时，有些比我年长的人经历了一些事……他们相信，这些事随时会卷土重来。但我不一样……我觉得，我经历的事再也不可能重复，因为我幸存了下来。我总是满怀一种期望：就算我再度遭遇那些事，我也会幸运地免于其一切伤害。”

27岁结婚，并且早早有了两个孩子，克里玛在1960年代初，一面搜罗自己能找到的书，全力去理解苏联和东欧在这十几年里发生了什么，一面写一些故事和戏剧。他加入了作协，和其他文学创意人一样，他要靠“曲笔”，靠隐喻性的写作，来避开审查，同时尽力做到诚实，纵然不能揭示社会的真实样子，起码不能对眼前之事和切身的感受故作无知。他不无骄傲地宣称畅销是一本书劣质的证明，因为书中必然充满了陈旧的短语和老套的情节，以迎合大众的口味。

60年代的克里玛一如那时年轻人的时尚，开始留披头士发型，厚厚的、野性的两鬓盖住了耳朵。那正是捷克新浪潮电影蓬勃的时期，1914年出生的捷克小说家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此时分外活跃，他的短篇集《底层的珍珠》以及中篇小说《严密监视的列车》都在1966年被改编成电影上映（导演都是门策尔），后者还于1968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；米兰·昆德拉的《玩笑》出版后颇为轰动，很快也得到了电影改编，上映于1969年，是“新浪潮”期间最后上映的一部作品。

虽然克里玛那时写的几部作品都没得到电影改编的机会，但他也挺幸运地得到出国的许可，去过英国，访问过以色列的基布兹，还到美国德克萨斯讲学。1968年“布拉格之春”前的风雨动荡之中，昆德拉积极参加抗议活动，为新浪潮电影人辩护，而久在党内的克里玛则援引马克思的相关论述，财盛证券，财盛证券配资，香港财盛证券公司来声扬创作人的创作自由。

克里玛比昆德拉小两岁，“布拉格之春”前后，青春正盛的他（如其在回忆录《我的疯狂世纪》中所说）除了参与公共活动外，还搞了两次外遇，随后，在得知签证即将被中止时，他要做出抉择：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都移民出去了，包括他的一些好友。他该何去何从，是回归布拉格、回归家庭，还是留在西方？

他回来了，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。在一张1973年拍摄的照片里，他和昆德拉二人留同样的发式，看上去正在为什么事一起嗤嗤发笑，笑容极具捷克人的特点，有种狡猾而放荡的味道。昆德拉是1975年最终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的，他定居法国后，逐渐为西方读者所知，1984年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更是被西方读者看作一扇窥视东欧社会的窗口。昆德拉显得超脱，世外高人一般，执定“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”的理念，在《生命之轻》《告别圆舞曲》《慢》等作品中，他把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纳入一种整体性的荒谬图景之中，以某种宏观的历史规律吸纳局部的不公，弱化个体抗争强权的道义感召力，几乎把压迫看作对被压迫者的一种“成全”，用来证明世界之荒谬的真相。

西方读者在接受了昆德拉讲述的事实的同时，也把昆德拉对此的态度，还有他的写作风格一并接受过去，视为“捷克范儿”：黑色幽默，荒谬，加上对性爱的赤裸裸、火辣辣的痴迷。克里玛没有移民。他的作品在1970年代已被禁，境遇的反差或许会使人感到他和昆德拉必然分道扬镳，日后，克里玛的作品逐渐翻译成英文和其他语言时，二人的区别也能从译文里一眼看出：昆德拉高冷，“哲理向”鲜明，写的故事是给那些希望体会深刻的人看的；而克里玛“就事论事”的时候更多，语言直白不拐弯，好以第一人称写亲眼目睹、亲身体会的事情。

但两人的共同点也是明显的。用最浅显的话讲，他们对于性爱、情人等主题有同等的痴迷。对此的解读可以是这样的：在高度压抑性的社会氛围中，情爱的时刻，一方面是个体品尝稀有的自由的不二之途，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发泄，人们用纵欲耗尽自我，缓和对那个巨大阴影的恐惧。

在1970年代，美国作家菲利普·罗思多次到布拉格，与克里玛交上了朋友。两人的对话很多，形成文字后有很高的质量。罗思说，克里玛是教他去看“真实生活”的人：70年代初，被作协“下放”出去的作家，做着像清洁工、搬砖工、兜售雪茄烟之类的工作，以此谋生；克里玛也不例外，他扫过大街，还在医院里担任过秩序维护人（他说，因为医院免费医疗，秩序难免混乱）。他引着罗思看到这些，虽说“真实”未必一定意味着沦落、不体面、苟延残喘，克里玛本人也未必能展示全部“真实”，但一个诚实的作家一定会承认，世界的真实的一面，人类生活的真实的一面，一定是偏向于琐屑、偏向于缺乏光彩的。

克里玛似乎在70年代末之后渐渐得到了出版机会。1986年，他拿出了《爱情和垃圾》（英译本1990年问世），罗思称这本书是“反向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”，然后他又写出长篇《我的金饭碗》。单看他出书的频率，你会误以为这是一位处在黄金年龄的多产作家，一定忙着到处巡回签售，发表演讲，上电台电视讲话；你断然想不到，时年已经50多岁的克里玛，那会儿竟还扫过大街，因为他的作家身份始终不被承认。《爱情与垃圾》就是他上街扫垃圾后写出来的，当时是“地下出版物”。“垃圾”构成了“爱情”所需的对立面。

1989年，他好不容易领到了退休金，终于退休了。早年的幸存是不是预支了他人生的运气额度，才使得他半辈子都无法像个职业作家那样活着？退休后不久，他的老友、也是文坛同行瓦茨拉夫·哈维尔选上了总统，邀请他也来政府里当一份差，他拒绝了。之后，克里玛的书才陆续进入市场，不断被翻译成各个语种，到21世纪，回忆录《我的疯狂世纪》把他的知名度推到顶峰。

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虽然早有声名，但他毕生创作的最高成就——中篇小说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，同样是在1989年才终获出版。克里玛似乎是择定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，后来几度窘迫也没有离开。他和赫拉巴尔也颇有些相似之处，他们的小说里颇多自传色彩，对于在捷克的真实生活，如劳动的琐碎、居住条件的简陋，如知识分子和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混淆，以及情爱方面的坦荡热切，都有很多描写。不过，无论是1968年还是1977年，赫拉巴尔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政治上的压制，克里玛就不一样了，他常年无法出版作品，他坦率直露的表达方式让他始终受到怀疑。

在《我的疯狂世纪》中，他这样解释1990年他拒绝哈维尔政府的任职邀请的缘由：“我曾短暂地相信，一个人如果不想浪费一生，他就有责任设法拯救世界。这段相信的时间已经过去，如今我想继续做一件我懂得如何做的事：写作。”